李麻子献给党中央

　　　　　　　　　　　　　　　　我在和自己不了解的一套手法作对

 

　　　　　　　　　　　　　　　　　　　　　　　　1
　　张老太婆死了，就是一楼最角落那个。昨天堵马路的时候？是啊，我们昨天去铁路那边了，被火车撞死的。她也是，那么大把年纪了。也是无意，本来让过了，人群，你想，场面不容易控制。也是命，她住这个破房子有几十年，一个人，她家里人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哪里有几十年，儿子死后分给她的，你搬来没有多久不要乱猜。我不乱说，我来这个厂也好几年了，也。好几年？我在这里都混了他妈二十多年，还是住这个两层的破砖楼，这次甩点钱就想叫我走人，操他妈的，陈耗子你认不认得？有点印象，是不是光头司机，死了那个？司机？他就是张老太婆的儿，三年前死的，带头闹事，还是独儿，平时闷声闷气的，那次也是憋急了，你想，五百块，喝西北风？
　　死得不明不白。
　　这次也有些蹊跷，黑心的人总是有那么几个。你意思是？吃不起饭了，该下手还是要下。那么肯定？操他妈，这个时候，心不黑屁眼一黑老太婆的命都跑不掉，死了人，你是领导，你要想办法封口，事情就好办得多；但是妈的，他儿子死得冤枉，相反还压住了工人，命太贱，还是说不准，我当时在后面，和小三一伙，蹲下来正抽烟，妈的火车也没有长眼睛，也没有停，听说是甩出去的，我没有挤进去，这些场面也不想去挤，唉，老太婆也确实，不过我倒想起来了那次和胖子，就是那个胖保安喝酒的时候，说老太婆经常走去铁路附近，胖子这几年在厂里也没少接触死人的事，那次还被偷保险柜的砍了一刀，左臂，刀疤还在，陈耗子那件事他也清楚，他那天也喝多了，什么话都在忘外吐。
　　他儿子的坟就在铁路那边，尸体一开始也是在那边找到的。

　　　　　　　　　　　　　　　　　　　2
　　小广场的路灯是埋在地下的，光从与地面平行的圆形玻璃罩里射出，直径一米，朝向蓝黑色的天空奔去。尘沙在光柱里飘着，纷纷扬扬就像家乡的新年大雪。路灯四周，围了一圈六七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他们把瘦小的身子前顷，将头伸进有光的区域，仰起脖子，张开嘴往外哈气。在尘沙落下的同时，一缕缕白雾从他们口中升起：当它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候，冬天便来临了。
　　皮乌拉城的冬天一向是不欢迎记者的，但今年不知为何例外。夏天的时候，我们那里遭受了有史以来最莫名其妙的一次灾害，导致秋天收成歉佳，人们不得不考虑远走他乡。就像在所有的穷苦地方都会见到的黄色传单一样，这种用粗黑宋体字印成的招工信息也随着灾害一起来到我们的田埂上。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中的农具，拿起从各种途径得到的各式各样的传单，四处请教会识字的乡邻。其中，来自皮乌拉城的传单上这样写道：皮乌拉城雇记者，工资每小时五块钱，征雇记者八百名。
　　现在，我的衣兜里就揣着这样一份传单，正随我一道走过皮乌拉城著名的小广场。白天这里的风特别大，但通常黄昏时分就会逐渐小下来，沙尘也只是轻轻地落在帽子和衣服上，不会掉进眼里妨碍辨别方位。不论昼夜，这个广场上的人都寥寥无几，除了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外，大多时候只能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环卫工人穿着灰色的制服在扫沙。他是一定不能离开的，因为皮乌拉城的沙永远都在下。
　　我把帽檐往上抽了一点，将整个广场环视一通。十几根光柱呆呆地站立着，像幻觉电影里的中国人。光柱外面漆黑一片，孩子们玩捉迷藏游戏发出的喧闹从中传来，时不时还可以听见高粱扫帚摩擦太空瓷地砖的咝咝声。再仔细听听，好像还有，西边的长凳方向似乎有人在小声谈话。我拍了拍挎包上的沙尘，走过去。
　　“热糍粑，一块钱的热糍粑。”其中的中年妇女大概听见了我的脚步声。
　　“报纸，今天的晚报。”另一位显然要老些，说话的时候还漏风。
　　“广场空空荡荡的，你们卖给谁？”我从包里把采访本拿出，用它掸了掸凳子上的尘沙，小心地靠他们身边坐下。相当小心地，要知道，一个外地人很难适应这里的黑暗。
　　“年轻人，你是外地来的吧？”中年妇女问我。
　　“是的，来这边找工作。”难道只有外地人才问那样的问题？不，也许是从口音判断。
　　“买块热糍粑吧，皮乌拉城的特产。本地人一块钱一个，外地人一块五一个。冬天吃了暖身子。”
　　“外地人为什么要一块五？”
　　“买份晚报就知道了。”卖报纸的老太婆抢着说。
　　“你这是对外地人的歧视，”我抗议道。“而且，我就是晚报记者。”与此同时，我就着夜色在采访本上写下“糍粑歧视”四个字。
　　“你是晚报记者为什么不买晚报？我们不信。”
　　我把采访本递给她们看，封面上赫然几个镀金宋体字：皮乌拉晚报采访本。然后说：“今天没有摊派任务给我。”
　　“从来没见过你这样被动的记者。外地人不会都是一样的吧？”老太婆抽出一叠报纸，抖掉上面的沙。
　　“皮乌拉城的记者每天都会主动去买报纸，报纸卖不完他们可吃不饱饭呵。”中年妇女从背篼里拿出一把大调羹，插在面前的盆子里搅动着，把黄豆花生粉与掉在盆里的沙弄均匀。
　　我不明白她们的意思，只好把原话记下来。
　　“也许是吧，我上个月才到这里，还是见习期，很多东西没来得及学习。你看，招聘传单还带在身上，都没来得及扔掉。”我从兜里摸出征雇记者八百名的单子，给她们看。
　　“我说这几天街上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原来都是记者，”老太婆说。“我看不止八百名。”
　　“起码翻一番。”中年妇女接话。
　　这时我才感觉到报社这几天的确变得越来越嘈杂了。我说怎么有时候连个座位都找不到，原来都是应聘的。
　　幸好我来得早，已经开始工作了。每小时五块钱，后来的恐怕就没有这么高了吧。
　　“全部是记者，造孽啊！”老太婆突然这样叹气，把我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
　　“年轻人，你不懂。”
　　“那……”我还想问下去，老太婆摆摆手，把我的话堵在喉咙眼里了。
　　“我老了，没有精力了，不想多说话，”老太婆直直腰。“我只要把每天的报纸卖完就无所求了。”
　　既然她这样说，我也不用再问到底。“广场空空荡荡的，你们卖给谁？”我又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中年妇女似乎有些不高兴，她用带点嘲讽的语气懒洋洋地说：“先生，只要有一个买主和一个卖主就可以成就一个地球。”
　　这是什么意思？莫名其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接下去。沉默了一阵，只好站起身，准备离开。
　　没有走出几步，两个人的小声谈话又恢复起来了。
　　“我买一个热糍粑。”老太婆对中年妇女说。
　　“我买一份晚报。”中年妇女对老太婆说。

　　　　　　　　　　　　　　　　　　　　3
　　皮乌拉晚报社是用竹条搭建的，是个大竹棚。修它的时候皮乌拉城每天在下雨，因此防雨功能特别好，雨水总能顺着竹瓦片流到地底下去。后来改下沙了，这幢建筑就成了废物。尘沙堆在弧形的竹片里，在每两个竹节之间组成一段“安乐窝”，任凭好大的风都刮不走。每一次轻微地震，房顶上的沙子和灰尘就会通过被虫蛀的洞掉进编辑部大厅的地板缝隙中、记者的相机镜头里、编辑的茶叶盒子前、主任的老花眼镜镜架压着的耳朵后，还有总编——那个全皮乌拉城最胖的胖子——的肚皮上面。
　　听见墙上的挂钟敲了八下，总编拍拍肚皮上的尘沙，抬起头来看着面前密密麻麻的人群，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大家好！”他那底气十足的声音穿过括音器传遍整个大厅。
　　“总编好！”人群回应。
　　“今天，你们就是我的记者了。我的。首先，讲讲规矩。”总编把手叉在肚皮前面踱起步来，然后慢慢地走到他的办公桌上。
　　我从小广场慢慢地走回报社，看见门口挤了很多人。他们不停地挥舞着拳头，脸上显出愤怒的神情。他们想挤进去，但有一大队持枪警察筑起人墙挡在前面。我被这种景象惊呆了，但脑袋还算清醒：我必须进去，我是皮乌拉晚报社的见习记者，要进去参加明天报纸的编前会。
　　你是见习记者，难道我们不是？你参加什么编前会？我们都是来参加编前会的！
　　“这是你们的第一次编前会，今天的过错还可以原谅。我指的过错主要是工钱上的，不是文章。这一点要注意，不是文章。文章的过错一点也不能原谅，马上扫地出门。”
　　下面的人鸦雀无声，都安静地听着。
　　安静下来慢慢谈？开玩笑，你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我们为什么被扫地出门吗？就因为我们坚持每小时五块，他们老奸巨滑，需要八百名，起码吸引来了五千人，还会有更多的人源源不断地来，天晓得他们散发了多少传单出去。
　　“你们这里大约有三千人，但我需要不了这么多，招聘信息上写好了只要八百人。首先我说工钱，每小时一块钱，你们不想做可以走，我想各位从大门口进来的时候已经看见了，还有那么多人挤在那里想做工呢。”
　　每小时一块，每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才二十四块，还把不把我们当人看？一定要冲进去，告诉其他来招聘的人不要中圈套。只要我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集体就一定会有办法。而且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满天风沙，进城容易出城难。
　　出去也是死路一条，其他城市是不需要记者的；除了当记者，我们又什么都不会。站在我后面的一个大胡子说。
　　“工钱谈好了我们来讲一讲文章标准。昨天有个大胡子被炒掉了，因为他写了一篇死人的新闻。这是不允许的，死人是不允许的。要快乐，我们皮乌拉城只有快乐，没有其他。”
　　“我说完了，请各位考虑半个小时。”总编从办公桌上跳下来，咚咚两声闷响，几缕沙尘便穿过虫蛀的洞掉在他的肚皮上。他朝门口走去，人群赶忙让开一条路。他打开门，放进一阵阵的抗议声，然后走出去，把自己和抗议声一起关在了外面。
　　总编和抗议的人群面对面了。他举起肥胖的右手，将五指打开挥了挥，示意有话要说。
　　“今天我们开一次露天编前会，大家把今天的采访结果说一说。”
　　先谈工钱！
　　“工钱？当然是每小时五块，难道我会说话不算话？”
　　那为什么刚才把我们赶出来，有人说你要把工钱降到每小时一块。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不是把你们赶出来，而是把你们同里面的人区别开来。他们后来的，工钱就没有你们高。你们高贵。不过，我听到消息说有些被开除的人想报复报社。”
　　这时，每个人都把敌意的目光朝大胡子投去。
　　大胡子没有料到总编会来这一手，显得过分惊慌失措，站在旁边的我看见他不住地发抖。
　　居然没有人相信大胡子，每个人都把敌意的目光朝大胡子投去。
　　这时，我感到被愚弄了。不是对大胡子，而是对那些对大胡子愤怒的人群。我大声说：你们怎么能这样……
　　“他们两个是一伙的。”我的话迅速被总编打断了。
　　对，一伙的。
　　“其实，要揭露他们的诡计是很简单的，看看这位同志今天的采访结果吧，一切就真相大白了。”总编把手叉在肚皮前面，平静得出奇。
　　对，拿出来看。
　　“还要大声念出来。”
　　对，看一看就知道你是不是要故意陷害报社。
　　我很快就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了。混蛋，给我来这一手。我什么大场面没见过，驾祸栽赃谁不会？既然这样，我就循着你的思路陪你玩到底。总编、持枪警察、和我一样的见习记者，还有编辑部大厅中那些新来应聘的——假如门没有关严实，你们就可以听见。
　　我就不信仅仅凭今天的工作就可以定我的罪。我把刚才挖到的新闻再从脑袋里过了一遍，仔细推敲了每一个字，我想绝对没有什么把柄可以让他们抓住：“买热糍粑遭遇价格歧视，外地人质问皮乌拉有没有王法”，副题是“我们在和自己不了解的一套手法作对”。
　　可是，当我翻开采访本折叠好的那一页时，我傻眼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文章被莫名其妙地掉换了，可仔细一看的确是我的字体。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写下过这么反动的消息。脑袋里从来没有这样嗡嗡地响着。我想，这下完了。
　　后面一个人见我站着不动，就迅速把采访本抢过去大声朗读起来。我掉头一看，正是那个大胡子。大胡子说：总编，我来帮他读，希望可以将功赎罪！

　　　　　　　　　灯泡厂工人上街游行，一老太婆被火车撞死
　　【皮乌拉晚报社灯泡厂12月24日平安夜电】今天下午，皮乌拉灯泡厂的大约一千名工人集体上街游行，要求政府解决下岗工人问题，提高买断工龄的价钱，惩治贪污腐败等等。他们打出标语：反饥饿、反迫害、反剥削！社会主义好，下岗工人吃不饱！
　　当人群行至铁路时，一辆火车飞速开来。由于当时的风沙特别大，前进中的人群没有注意到路边的红灯，也没有听见火车的汽笛声，仍然继续前行，造成灾难。此次事件中的受伤和死亡情况不明，记者亲眼见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被当场撞死。一些人怀疑她是被人推到铁路中间去的。但奇怪的是，以往游行都会出现的防暴警察这次没有出现在现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说：“死了人，上面一定会拿钱来封口，不然事情闹大了，谁都不好收场。”
　　据境外报道，这是灯泡厂四年内的第十次游行，第二次酿成死人的惨剧。在三年前的一次游行中，一位年轻小伙子莫名其妙地死去，后来被厂方悄悄地埋掉，就埋在离这次事发的铁路不远的地方。

　　　　　　　　　　　　　　　　　　4
　　“其实关于热糍粑的新闻也不符合皮乌拉晚报的规矩，不符合快乐的要求，”巴尔加斯坐在书架旁边的藤椅上，一边弹掉烟灰一边对我说。“要改。”
　　“改个屁，难道你看见这个标题不感到快乐？”我说。又缓缓地把标题读了一遍，大笑起来。
　　“你要用皮乌拉人的思维来看，”站在书架旁翻看《新华字典》的约翰也不同意我的看法。
　　“你们到底懂不懂中文？”我有些不高兴了。
　　“这和懂不懂中文有什么关系，你不要动不动就用中文来压人，小说有自身的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巴尔加斯反驳道。
　　“你还知道‘放之四海而皆准’啊，中文长进不小嘛。”我挖苦他。
　　这时约翰生气了，他把《新华字典》狠狠地往书架上一甩，说：“李麻子，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巴尔加斯对你的小说指出缺点也是为你好。”
　　巴尔加斯接着说：“更何况中国的现实在你的影射下变得简单了。”
　　我受不了了：“狗日的，我什么时候说要影射中国？不要乱猜好不好？”然后趴在写字台上，狠狠地看着他们。
　　约翰见我摆出这副表情，并没有买帐，接着说：“说实话，我不喜欢你这篇东西，主角从家乡来到皮乌拉城就不好，不知你怎么想的，天上还要下沙。”
　　“对，莫名其妙地下沙。”
　　“不应该受外在力量的逼迫而离开。”
　　“环境不是那么恶劣的。”
　　“记者身份不好。”
　　“现在一般都不要记者出场。”
　　“老太婆卖晚报也不符合皮乌拉的规矩。”
　　“真的简单化了。”
　　“……”
　　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地对他们两个吼道：“滚！”他们也不说什么，互相递了个眼色，摔门而去。
　　“我操，你们滚远些，再也不要让我看见。妈的，鲍妮法西娅是怎样去聂瓦的？她又是怎样到皮乌拉的？皮乌拉和俄克拉何马下的不是沙是黄金吗？下的是黄金汤姆一家还用得着去加利福尼亚摘桃子？不下沙腐烂的气息就可以弥漫全国？记者就不如二流子？妓院的乐师就符合皮乌拉的规矩？复杂？烂掉的葡萄就复杂？……”我喘着粗气，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顺手抓起桌上的两本书使劲朝已经紧闭的门上扔过去。嘭！嘭！它们狠狠地撞在只有一层木版的门上，撞出两个小窝来。
　　汗珠从我的头上不断地往下掉，我倒在写字台上。
　　永远不要让我见到。
　　两本书则封面朝上安静地躺在地下。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看见印在上面的宋体字：其中一本的书名叫做《绿房子》，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发表于一九六六年；另一本的书名叫做《愤怒的葡萄》，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发表于一九三九年。


　　　　　　　　　　　　　　　　　　　　　　　　　　　　　　                        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