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麻子献给党中央

　　　　　　　　　　　　四天出门三次，不能出门两次，不敢出门一次

 

 

导读：
　　出门三次：去法螺号家；吃盖浇饭和扔塑料袋；叮当请客吃片片鱼
　　不能出门两次：换水表；等女朋友电话
　　不敢出门一次：怕出事


　　　　　　　　　　　第一天
　　……我在《重庆青年报》当见习记者的时候，常常去报社大楼负一楼看新华社的“光荣史”。《重庆青年报》报社附在新华社重庆分社的大楼中，在这幢一到夜晚就阴森至极的大楼里面，一楼有茶馆喝茶打麻将，六楼做版，负二楼停车，负一楼则有许多新华社的相关资料展览。其实，负一楼也不是主要用于展览，至少会议厅、乒乓球台、厕所还要占去一定的位置。但厕所没有挂在大厅四壁的文字和图片醒目，这些文字和图片要告诉看它们的人，请记住浴血奋战的历史，看这边，抗战；这边，解放；这边，伟大得很；这，还有这。哪里？这边，过来一点嘛，站那么远干啥？我在看1989年的社长是谁，等一下。快点。哪里嘛？靠近点，上面一点，看见没有？什么啊，不就是普通的宋体字。不是叫你看文字，看图片，那个，握手那个，看见没有？看见了。嘿，老兄，是切啊，切·格瓦拉，没想到吧，新华社记者拍到过切·格瓦拉啊！
　　说这幢楼一到夜晚就阴森至极，那是打在外墙上的灯光在人心中产生的效果。夜幕降临，两大坨绿色的灯就拔地而起，像中国的很多城市建筑喜欢做的那样，希望将灰头土脸的身体变得美丽，变得夜色。加完班，我在大楼对面等公车，刚刚离开电脑屏幕的一双近视眼看着这样的建筑，朦朦胧胧，就好像在洗氯气桑拿，让人莫名其妙联想到开县井喷。
　　我还想，大概各个地方的新华社分社大楼都是一样的吧。
　　下个月我就要去《渝报》了，一份我一直以来都在咒骂的报纸，我将为它而写作，并且用尽全力。《渝报》归《重庆商报》管，它们应该都没什么历史，缺乏值得炫耀的资本，那么我就不再有机会时常踏进新华社重庆分社负一楼这样的大厅了。要是《渝报》归《重庆日报》管就好了，《日报》一定有这样的负一楼。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2004年刚好是它的一百年。
　　上世纪初，1904年10月，刚刚创刊的《重庆日报》由于支持文章牛逼而获罪入狱的章太炎和邹容，对“苏报案”进行大肆报道，发行量迅速攀升（看嘛，影响发行量的因素不止卖弄风骚这一种），被誉为“重庆的苏报”。也正因为此，《重庆日报》第二年即被查封，创办人卞小吾被秘密逮捕，几年后死在狱中。（注一）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这个《重庆日报》不是那个《重庆日报》，我们都知道，《人民日报》的嫡传是一定要叫这个名字的。
　　如果《重庆日报》就是《重庆日报》，仅此一家的话，那么，它是否会像一百岁的巴金老人想念克鲁泡特金那样想念邹容呢？我想，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脸皮回忆那些不怕死的日子呢？因为它现在的表现，是足以杀死12个邹容的哦！在这里，我为什么要精确地说是12个，而不是11个或者9个、8个呢，就偏偏是12个。那是因为啊，我是乱说的……

　　就如同上面这般胡思乱想，今天上午，我像很久以来的每一天一样，把自己关在屋里，静坐于写字台前，构思着一篇悬案小说。一篇悬案小说，不涉及政治与体育，希望能带就带一点黑色幽默。这时候，电话响了。
　　喂，你好。
　　是法螺号，重庆当前最优秀的CD贩子，刚从美丽的南方见证了人情冷暖回来。他说在沙坪坝赛博租了个位子，叫我明天带朋友去消费。这个没有问题，但我说我要立刻去你家里，拷一些聪明舞曲。他说没有多少聪明舞曲。我说那随便拷一些电子的、后摇的也行。他说你来嘛，3点以后来，小四也要来拷东西。小四，重庆当前最优秀的网页设计师。我说好，就把电话挂了。
　　去法螺号家我要提前一个小时出门。我住在烈士墓，租的西政家属区的旧房子。法螺号家在邹容路临江门路口过去一点，我必须从烈士墓车站坐一小时的215到临江门下。下车后没走几步，就看见一家银行门外墙壁上的几个大字：邹容路×××号。这是一个三叉路口，头顶上有很大的路牌，向路人指明了哪边是解放碑，哪边是朝天门，哪边是较场口。顺着通往较场口的那条路走，可以到达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大楼。
　　去年夏天，托一位朋友帮忙，我在《重庆晨报》不带实习名分地体验了半个月的社会新闻记者生活，就在这幢大楼里上下了几次，门口的保安态度很不好。记得头次去的时候，把民权路和民生路弄混淆了，好不容易才找到。半个月里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次和《华西都市报》一位记者共同采访了一位北碚的贫困学生，第二天，我便从他的文字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胡乱编造和胡乱煽情的份量。另一次，采访一对移居美国生活的父女，他们回国宣传父女俩共同写的一本关于教育的书。在我的预备问题中，有一个是关于法*轮--功的，我当然知道这不可能登报，只是打算作为个人兴趣问问，但是企图未遂，该问题被带我的老师抹去，并笑着评价为天真。
　　顺着指向朝天门的路走，5分钟就到了法螺号的家。小四已经到了，法螺号在给他放G G Allin—G·G·艾林的现场。G G Allin—G·G·艾林这个名字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就看见屏幕上模糊一大片，依稀有人影晃动，效果很不好。法螺号说此人在舞台上拉屎，然后把屎扔向观众。我于是仔细看，看清了一个壮汉的轮廓，似乎是在挥舞着什么。
　　我对法螺号说，以后我装了宽带你教我用SLSK。他说行。他又说前几天把音箱烧了。我就想，几个月后，你买了个二手手机，发现按键不灵，显示屏被磁化，电池接触不良，充电器不能用还得重新花30块钱另买一个，一定会回想起这对烧坏了的音箱。他说亲戚送了一个键盘，这倒是件好事。
　　小四说要去成都找工作。我注意到已经5点了，就说找个地方把饭吃了好回去。
　　在饭桌上，有人说了一些邱大立、彭洪武和《非音乐》的坏话。
　　吃完饭，我们沿着沧白路往下走，他们送我到215的车站。如果没有左手边这个高出路面的茶摊子，就可以吹到傍晚的江风。长江向下流去，下面就是朝天门码头。上次我去码头帮朋友取包裹，交了50好几的包裹管理费，他们说超期了，但朋友却是当天刚拿到的单子。朝天门码头的广场新整修过，长长的石碑上刻着江*泽--民的题词。我有一根狗链子就是在那边买的，215公交车也是从那边开过来的。
　　215车站对面有一家模型店，是一些军模发烧友开的。我在《重庆青年报》当见习记者的时候，第一个选题就做的这间模型店。当时我负责的版面叫“玩家”，正四处寻找线索，乌龟虫打了个电话过来说有这么一家店子，似乎还可以做。我便花了两个下午做了采访，来重庆玩的表弟帮忙拍了照片，弄出来后，得到了主任的表扬。现在在这家模型店的网站上还可以见到我的那篇文章。一位在第二个下午认识的后勤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虽然和我没有什么共同爱好，但仍然联系至今。
　　6点过的215很挤，这路从朝天门到双碑的车上，下班的人们从起点站挤到终点站。我前面站着一位穿牛仔裤的秀气女孩，我故意将下身紧紧地贴着她的屁股，她一定感觉到了，一定很愤怒，我希望她能原谅我。
　　在颠簸、不透气的车上，我发现忘记拷东西了，包里的硬盘还没有动过。还好，法螺号给我刻了一张Tom Waits——汤姆·威茨，要不然就白跑一趟。没有拷东西，脑子里浮现出了一进门就看到的G G Allin——G·G·艾林的现场，只能带走一些印象。我想，也许这印象可以成为那篇悬案小说的一条隐秘线，用屎来串起整个结构，不但故事不会散开，而且能在故事上面附着一层奇异的味道。

　　　　　　　　　　　第二天
　　……据说，重庆市政府就是那个擅于用文件强奸法律的政府。记得去年有个叫胡巧玲的下岗女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官司打赢了，才让政府废止了那个79号文件中的不合法内容。我之所以把这则报道记这么清楚，是由于7和9是我喜欢过的两个号码。足球迷都知道，这两个号码，通常出现在传统的边锋和中锋后背上，意味着最后一击的速度与灵巧。
　　现在的足球评论看起来真的很自由，足协可以随便骂，中国足球队可以随便骂，这就相当于社会评论骂国务院，骂中国人了。也相当于我骂重庆市政府，骂重庆人了。这个可不得了，是有前车之鉴的。重庆人罗长福先生，因为在网上写了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就被抓进去了。我的这篇悬案小说，一定要献给他和他的家人。题目暂时叫《政治娱乐主义》，这个名字应该有点意思。我要按照《肖申克的救赎》的思路写，再用上史蒂芬·金的其他惯用套路，保证情节紧凑，密集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说到海岩——咦，说到海岩了吗？好像没有吧。说到海岩，我在《重庆青年报》当见习记者的时候，第一周，除了模型店还要做一个文化现象批评，我就选择了他这个靶子。当时没有经验，我向刺小刀和雷思温分别约了千字稿后，却发现不能一起用上。很抱歉。前者是21世纪最优秀的武斗及黑帮文化研究专家，后者是21世纪最优秀的健康饮食酷评人。由于刺小刀提到急需钱用，我就上了他的稿子。但没想到报社定的稿费太低，而且效率又慢，两个月才能把稿费寄出。不过据刺小刀收到的钱来看，比预计的要多。
　　其实，两篇约稿是可以一起上的，但由于我的见习身份，必须要有一篇自己的才行，因为如果做的分数不够，就会被降为实习生。所以，针对海岩，我写了篇《拯救了爱人，拯救了人》。作为一名向大众发言的记者，自然应高高在上，有些危险的话就不能说。当然，在这里，不是哲人王，而是娱乐王。我的那篇文字应该有两个版本，摘录一段比较一下。
　　列奥·斯特劳斯版本（使用版本）：我们不要忘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忘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海岩迷们知道，这是他的写作观。而聪明的电视观众不用仔细观察也能感觉到，在情的背后，有些东西还有深度得很。比如韩丁同时面对法律和私情时，他没有背叛自己的职业道德，没有背叛程序正义。（《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用海岩自己的话说就是：文学是人学，作家不是写风的，不是写月的，他是写人的，他是关心人的。我和几个搞写作的朋友都认为，他说得太好了。
　　李麻子版本（未使用版本）：我们知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学定的标准是狗屎标准，但海岩恰恰就信奉这样的标准。聪明的电视观众不用看也知道，在情的周围，都是一些现实俗套，所谓“浪漫主义”结合“现实主义”，而真正值得被提炼成连续剧的现实却被遮蔽了。他只会塑造韩丁这样的律师（《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而不会塑造同中*南--海作对的律师。海岩说：文学是人学，作家不是写风的，不是写月的，他是写人的，他是关心人的。我和几个搞写作的朋友都认为，他说得太虚伪了。
　　实际上，无论哪种版本，由于藐视了历史、社会和人生的复杂性与不透明性，都是在某种程度上的乱来。不过，作为一种有望转变成特长的兴趣爱好，还是值得细心培养……

　　喂喂喂！我使劲甩甩头，说好了认真构思小说，结果尽想些乱七八糟的名堂。这时，肚子有些痛，头天晚上在临江门吃的炒菜肯定有问题，已经拉了好几次。没有办法，还必须上厕所。
　　屎拉完了，揩干净屁股，我站起身拉扳手放水，却只听见咕咕咕几声闷响，不见有东西出来。停水了，糟糕！盆子是空的，桶和水瓶也是空的，连茶杯都是空的。我看着便池里的一滩稀屎，它们也把我看着。这时，有人敲门。
　　你们找谁？
　　我们来换水表，今天统一换水表。
　　难怪停水。
　　停水不是这个原因，外面水管爆了。
　　这两个提着大包的人走进来，径直朝厕所方向走去。水表在厕所里。
　　我赶忙跑过去把他们拉住。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收拾一下。一边说一边冲进厕所，把门啪的一声关上。怎么办？这滩屎怎么办？我焦急地把空空的四壁胡乱摸了一通，仿佛觉得有缝隙会喷出水来似的。意识到呆在厕所里解决不了问题后，我把门打开，冲进寝室，在床底下、写字台上、书柜里翻找，找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这样的场面对付过去。同时我也一直瞟着那两个换水表的师傅，你们坐一下，稍微等一下，就一下。我首先发现了一个搪瓷碗，有些旧，瓷脱得很厉害，还有眼。其次，找到了一支钢笔，显然，水袋容量太小。然后一张洗脸帕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可惜是干的，不吸水。最后，我还是决定使用抽屉里的几条口袋，有一条是新世纪百货最大的口袋，足够了。
　　我将两条小口袋分别绑在左右手上，提着大口袋进了厕所，不忘把门关紧，也不忘向门外大声说等一下，分分钟搞定。我把大口袋打开放在马赛克地板上，放好，放稳当，然后蹲下，小心翼翼地把液体状的屎捧起来，缓缓地倒进口袋里去。我的注意力相当集中，生怕稀屎洒在地板上。洒在地板上就不好办了，没有水，只可能越擦越花。更何况马赛克之间还有缝隙，滴到缝隙里就只有等它自己挥发掉，挺麻烦的。因此我尽量慢，不贪快，让换水表的师傅多等一下也不碍事。
　　马上就好了。我用右手把最后一点分散开的扫成一堆，将左手做成瓢状去接。好了，全部干净了。我把手里最后的稀屎倒进口袋，然后又将便池四壁擦得锃亮。便池边缘，有一只蚂蚁在爬。我顺手一扫，它就掉进了便池的洞里。
　　洞！我操，居然有洞！我怎么没想到把屎扫进洞里，而要把它捧到该死的塑料袋里！
　　喂，搞定没有？换水表的师傅等不及了。
　　算了，算了，弄都弄干净了还想怎么样，反正目的达到了就好，也没怎么流汗。进来嘛，我一边招呼他们，一边把套在手上的小塑料袋摘下放进大塑料袋里，再把袋口打个死结，提起，揣进上衣兜，出门时好顺便扔掉。
　　当两位师傅走进厕所时，味道也已经散完，他们于是把包放下，拿出工具，很方便地开工了。该幢楼房年久失修，水表两边的铁管道锈得完全不成样子，与进水管之间的接口则彻底锈死了。他们先用扳手去弄，咬不稳，再改换大管钳。这次咬稳了，使劲一扳，螺丝没有动，咣当一声，却把铁管顺着接口扳断，而另一截被死死卡在进水管里。这下麻烦了，只好用小钢锯去锯，慢慢锯开。可是崩一声，钢片就断掉了。这时，电话响了。
　　喂，你好。
　　是叮当，重庆未来最优秀的律师，或最廉洁的公务员，刚过了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但现在还不会发《实况足球》游戏中的任意球。他说发了一笔意外之财，要请客吃饭，就晚上。我说等我问一下，这边在换水表，不知道要弄多久。我问师傅还要多长时间，晚饭之前可不可以完工。他们说换水表很快，但是要等供水，要亲眼看着水表转动起来才放心。我于是对叮当说干脆明天嘛，到半月楼去吃片片鱼。他说也可以，那就这样定了，下午5点半在建专门口等。我说好的。没有挂电话，我接着给法螺号拨了一个过去，说今天换水表，不能出门，改天介绍朋友来消费。
　　挂了电话，我又走进厕所，问师傅外面的水管要修到什么时候。他们说不知道。我说如果半夜来水你们就等到半夜？他们点头。他们问我有没有平口起子。我说没有，又说把你们这根铝塑管给我吧，我把天然气的老管子换了，它老是漏气。他们说不行，除非你用这个水龙头换，他们指了指我才买的新不锈钢龙头，说一定要这种陶瓷阀芯的。我说那算了。等了一会儿，我说，你们帮我一个忙，把天然气炉子的风门关小一点，可不可以？我不会。他们说这个没有问题。
　　新水表安上后，他们把拆下的旧水表拿起来看底数。老水表已经进满了水，水里又长出很多青苔，早就不见指针。每个月初，查水费的张大爷都是猜出数字报上去交差。张大爷负责几幢老房子，也许已经习惯了这种水表，可以听水表用声音报数。换水表的两位师傅就没有这等功夫，只好用铁锤使劲敲，锈死的铁盖子松动了，红色的锈水流了一地。
　　看好，旧表指数是1210，新表指数是0，没有问题就签个字。我说应该房东签，他们说都要签，房东也要签。6点左右水来了，新水表快乐地转动着，表示没有问题。我送走了两位师傅，又回厕所把水表盖子关上，冲了便池，洗了手。冲厕所时我想起了兜里的稀屎，摸摸还在，决定出门去扔掉，顺便吃晚饭。

　　　　　　　　　　　第三天
　　从烈士墓到建专可以坐215，但必须往下走到烈士墓车站去乘，还不如就在西政门口等210。210从白公馆开往菜园坝，是所谓的旅游专线，因为菜园坝是重庆火车站嘛。现在210有两种，一种中级车，新开的，有车载电视，起价1块5；另一种小一点，老的，起价1块。不论大的小的，售票员在川外站——也就是西政和白公馆之间——都要用普通话做一次例行介绍：乘客们你们好，欢迎乘坐210路旅游专线车，本线路是由白公馆开往菜园坝，全程17公里，准点运行55分钟；本线路早上6点半开班晚上8点收班，请掌握好开收班时间以免误车；全程票价3元，上车票价1块5，请各位备好零钞准备买票，购票后请妥善保存，以备查检。
　　建专就在半月楼，斜对门就是片片鱼，长寿湖片片鱼，10元一位，辣子鸡丁随便吃。全是豆干的辣子鸡丁随便吃。也不能这么说，鸡丁还是很多的，至少鱼的味道不错，我觉得。法螺号、叮当、小亮已经在我之前到了，还差坏牛。小亮，重庆当前最优秀的街头歌手，蝗虫厂牌001。坏牛，重庆当前最优秀的程序员，未来将以一款夸张的足球游戏中年发迹，虽然现在只能为造音异代修改链接。是造音异代吗？我记不大清楚了。我说给他打个手机问一下走到哪儿了。叮当说刚打过去，堵车。我问他从哪里过来。叮当说从双碑那边。我问坏牛家在双碑？小亮说你还不知道啊。我说，那边的确在堵车，刚堵到烈士墓。
　　我们没有等坏牛，肚子等不及了，就过去坐下边煮边等，边吃边等，反正鱼是自助。小亮讲起在杨家坪地下通道唱歌时遇到的一件事，一个白领对我说很羡慕我的生活，自由啊，做梦都想和我换。法螺号立刻就接嘴，换，要换，叫他把钱摸出来马上就换。叮当问我喝不喝酒，我说不喝不喝，病人不喝酒，只喝鲜橙多。法螺号说坏牛来了肯定要喝，那人喝酒凶。结果坏牛来了后，我还是被这几个虾子倒了一杯，以祝我找到工作的名义，还好，喝下去没有出什么问题。
　　坏牛是个某类音乐圈的知道分子，本土八卦、外地八卦均有一箩筐。法螺号也有，但讲出来没有坏牛生动，也缺乏细节。坏牛的八卦细节很够，让人越听越想听，饭局上缺了他还就是不行。最近的新鲜事是王磊和木子美，王磊、张晓舟和王小峰。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木子美这个名字。今天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不是因为他说了毛*泽--东的坏话，也不是因为他说了博客中国的好话，而是因为他说，肄业证的颜色比毕业证的颜色好看。这就比雷思温要好，上次在网上遇见他，我说我有可能拿不到毕业证了，他说愿意帮忙在北京办一张假的。我想，假货的颜色肯定更为糟糕。
　　法螺号说《美丽城》本来就不行，王磊就《广州的春梦》行。坏牛哼了一句春天已来了，问法螺号这是哪张专辑，法螺号说就是《广州的春梦》嘛。法螺号说了一些张晓舟的坏话，坏牛说了一些重庆某类音乐圈的坏话，他们又一起说了一些孙孟晋的好话，最后一致同意，孙孟晋的文章写得太烂。
　　我、小亮、叮当基本上没有说话，法螺号也没有多说几句。坏牛，这个喜欢从双碑跑到烈士墓玩《实况足球》游戏的家伙，说个不停，从Linux—林尼克斯的内核谈到某某说话说几句就要夹一点英语，从某某某一出门就买一百张CD谈到沙坪坝某火锅店外几个人拿着枪隔着玻璃朝里面开火，从怎样从重大影视学院的女生宿舍对面的男生宿舍看对面重大影视学院的女生宿舍谈到某厂工人上街游行死了一位老太婆钱马上就拨下来这件后来被我写进另一篇小说的事情。突然，他发现我在咬筷子，就高兴地指着我说，李麻子已经听得不耐烦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听得津津有味，过耳就不会忘。
　　叮当问坏牛最近在做什么，坏牛说在家里唱歌，然后用耳麦录下来玩。法螺号问录的什么歌，他说《Californication》，Red Hot Chili Peppers—红热辣椒的《Californication》—《加州化》。“Psychic spies from China try to steal your mind’s elation……”—“来自中国的精神间谍，设法偷走你的快乐……”
　　我猛地一惊：这哪里是加州化的幻梦，分明就是我几天来闷在屋里捣鼓的那篇悬案小说的中心哦。
　　是吗？是，是吗？是的，是是是是是是的，正是：

　　……五年前我刚来重庆的时候，烈士墓还在大修。那时我住在川外的学生宿舍里，每次出校门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景象，修葺的速度之快让人震惊与害怕。现在，烈士墓广场已经不再变化，大大的石碑上刻着邓*小--平的题词，看不见的广播里传出《国际歌》。
　　有一个傍晚，我穿过广场，去拉面总汇吃盖浇饭，上衣兜里装着一袋稀屎。这袋稀屎原本是准备扔进垃圾桶的，但我忘了，就一直把它们带进拉面总汇。当我向老板要一份肥肠盖浇的时候，才意识到这包晃来晃去的东西。
　　在坐下到盖浇饭上来这段时间，我想到了一场恶作剧；而且如果演得好，还可以发展成一幕。我想的是，可不可以把这袋稀屎放在哪张座位上呢？
　　巧的是，几个店员都到附近的网吧送饭去了，而客人只有我一个！这是个下手的大好时机，命定的偶然性，老天在为我指路啊！他奶奶的，我前生肯定是个堪舆家，要不然就是门子，在富人家积了太多的德，今生今世的机遇注定享用不尽。
　　但是一个细节让我放弃了计划：拉面总汇没有使用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筷子让我想到了环保主义者，那些坚持自带餐具上街的环保主义者。他们裸体游行，素食，四处收集电池，从不用超市提供的塑料袋……正是这种塑料袋，我装稀屎就用了三条。重庆的街上有很多垃圾桶，注明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废旧电池需要分装，但很少有人理会，就像我揣着一袋稀屎，却忘了稀屎的去处。所以，我们不能总是说政府像坨屎，一座城市的肮脏，每一个人都脱不了干系。
　　吃完饭，我把稀屎原封不动地带出了拉面总汇，可仍然忘记把它们扔掉。天空中难得有星星，容易让人失忆，但真实情况是我一见到烈士墓广场和红岩魂广场就要联想到尊敬的杨益言先生。我最近常听到有人说他的坏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知不觉就把稀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有个人是这样说的：“历史不容戏说，不容编造。作为退休干部（不是离休干部）的杨益言，在向孙子辈聊天讲故事时，不妨有些夸张、虚构，但在以‘亲历亲闻者’身份为广大读者‘专写’文章时，就还是老实一点才好。”（注二）
　　走在这个全中国有名的城乡结合部上，我实在回忆不起出生以前的事情，就一路瞎走。顺着红梅赞雕塑后面的小路下去，发现一帮认识的人在卡拉OK厅里唱歌。我正要离开，被赵凯芽看到了，非要拉我进去唱，不唱不准走。我推辞不过，就进去坐了半个小时。歌厅的茶虽然难喝，但沙发很舒服。我和赵凯芽腿靠腿紧挨在一起，我想和她说话把时间磨蹭过去，她却不断让我点歌。其他人当我不存在似的，只是我刚踏进门时点点头，就忙着抢麦克风去了。他们在争抢的时候还差点把我兜里的塑料袋挤爆开。我对赵凯芽说不想唱，叫她唱一首给我听。她也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点了一首《无间道》。她是女的，非要选一首刘德华的歌，不过唱得实在很好。“我们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寻找偶尔的满足。”很好，真的唱得好。
　　走出歌厅，赵凯芽陪我走了一会，我们互相问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她就折回去了。她把手机和Oicq号留给我，叫我随时与她联系。我一直舍不得丢弃Oicq，就是希望有一天能遇上长得像赵凯芽这么好看的女孩子。赵凯芽虽然漂亮，但我不喜欢。
　　不知不觉我已经走到了童家桥，再往前去就是双碑了。这是条叉路，直走通向北碚，我以前到西师和西农去过，最近去的一次是在《重庆晨报》的时候采访一位贫困学生。向右转可以到磁器口，重庆著名的伪民俗风景地带，除了鸡杂便一无是处。那年去丽江，这个不幸的古镇也被我轻易地评价为放大的磁器口，它除了那个高高的石碑上刻着的江*泽--民的题词，也一无是处。
　　烈士墓到童家桥一带可以找到很廉价的妓女，她们为了生计而昼夜忙碌。站在马路旁边，她们满脸是灰，在噪音与尾气覆盖下的城市中目不斜视。夜色下，我从她们的身边走过，知道，并且坚信，我和她们需要互相拥抱，因为我是一名记者，而她们，全都是超级明星。
　　这时，手机响了。
　　“赶快过来，出事了。”是小天的声音……

　　　　　　　　　　第四天
　　今天是女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日子。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打过来，上午？下午？或者晚上？我不能确定，于是早早地，差不多早上8点，便坐在了电话机前面。
　　在此之前，我已把一切计划从今天挪开。我不能出门，除非和女朋友通完电话之后。但在此之后怎么可能还剩下时间做别的事呢？那时一定已经到了半夜。不管她的第一声何时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们一定能聊到半夜。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话要说，哪怕沉默也代表了很多话。我要问她远方的天气，冷不冷，刮风的时候是不是飞絮连天。我要问她，大白天的睡梦中是不是有我，光从哪个方向照射下来，才能让窗前留下花的剪影。她说，不冷，刮风的时候有裙子在飞。她说，我梦见我们接吻，躺在没有一朵花的地方，以最舒服的姿势。
　　她要问我重庆的天气，冷不冷，刮风的时候是不是飞絮连天。她要问我，大白天的睡梦中是不是有我，光从哪个方向照射下来，才能让窗前留下花的剪影。我说，不冷，刮风的时候有裙子在飞。我说，我梦见我们接吻，躺在没有一朵花的地方，以最舒服的姿势。
　　这时我们就通过电话线而自由拥抱了。我开始站在镜子前面梳妆打扮，尽量淡，尽量轻。到最后，我只注意我的眼睛了。你说不清这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它有一些光彩，但不能直视爱的人。它喜欢把目光献给嘴唇，那种微微上翘的嘴唇，边上有些被口水润湿的胡髭。当然，口水也润湿了嘴唇。这嘴唇变得鲜红，饱满，汁水淋漓。牙齿长得不那么齐整，是由于牙医在战争期间匆忙逃走，丢下了他的病人。性感的是舌头，有两条疤痕一直延伸到喉管，最初以为是溃烂，后来才发现它们与性高潮有关。

　　你真的按响了重庆的门铃
　　或者没有，直接破门而入
　　而我作为山城唯一的主人
　　将空气打扮成鲜花

　　我是一位行事低调的主人
　　看在月老的面子上，原谅
　　了你的卤莽，谁叫你是那
　　一时刻的貂禅呢？

　　花一个小时从卧室到客厅
　　听见你的声音躺在沙发上
　　我一拐角，害怕看见的憔
　　悴终于没有发生

　　直到黎明，我们共同呼吸
　　很多份一立方米的氧气。
　　哦，对了，我已经将它们
　　打扮成了红色的玫瑰

　　还记得从我背上并不悲伤
　　地摔下吗？我们终于不再
　　仅仅依赖电波，终于可以
　　靠在窗帘下互换笑容

　　欢迎来到我的地盘我要说
　　欢迎来到这个缺少荣誉、
　　梦想与艺术的地方，欢迎
　　用时间，以换取忧伤

　　你真的在门的琳琅满目前
　　选择按响了重庆的门铃，
　　就像我在词的目不暇接前
　　将“你”种进每一节里

　　让我疯狂地亲吻你干裂的
　　嘴唇吧，让你在我暂时离
　　开的时候紧紧地搂着我吧
　　周围全部都是鲜花

　　欢迎来到我的地盘！
　　欢迎任意改变世界！

　　她将头发轻轻拨弄了几下，双脚并拢，屁股往右后方微翘。今天，她穿的是一条淡黄色的牛仔裤，臀部收得很紧。我穿一条深蓝色的运动裤，宽大不见轮廓。鼻子右侧有一小块红色的印记，是眼镜戴久了的缘故。但这就是美，不厌其烦的那一种美。你看我哪里最美？你问。眉毛吧，我回答道。
　　可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不是吗？是的，但我以为我们不需要。女人都需要的，我们一点也不像是一对恋人。我抱着她，吻她，她躲开了。
　　我想，她不会打电话过来了，她已不再是我的女人。离开电话，我走到写字台前，打开抽屉，拿出她写给我的信读起来。读着读着，我才意识到，我忽略掉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抽屉里还有一封我写好但没有来得及寄出的信，我把它打开，看到最后一行：我早已超越偶像剧，再也不向往发花痴。我笑了。
　　下一个女朋友，我一定要好好地爱她。
　　把心绪收拾好，我感到肚子有些饿了，想出门去吃碗米线。但转念一想，还是决定在屋里泡方便面算了。几天来一些不应该公开的私人想法都被我按一二三四天的顺序贴到网上去了，要小心出门，谨防被暗算。等这几天的风声过去后再作打算，是饿死还是跳楼由天意定。而且同时被我发到网上去的，还有一篇悬案小说的大致构思，也很危险。

　　……我辞去《重庆青年报》记者工作的那个月，也是我刚刚转正的那个月。转正后有450元的基本工资，没有拿到，很是可惜。450，至少可以买一个联想128M的优盘。
　　递交辞职报告那天，是阴天，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我需要在纸上写几行字：报社领导：我因私人原因辞去《重庆青年报》记者工作，望批准，此致，敬礼。然后交到总编室，换回一张单子，分别让管分部的、管资料的、管财务的和管报社的人在上面签字，再还给总编室，换回一张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在我等待这张证明的过程中，一位记者正在递交去北京采访党的重要会议的申请表。在申请表的下方，有他上司的批语：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非法*轮--功练习者。蓝黑墨水，字迹略草。
　　一起去总编室的主任和我同时看见这张表，他知道我对这种事情敏感，就瞟了我一眼。这一瞟，让我想起了他派我去做“地理”版时发生的事。那次是写老水码头黄沙溪，需要采访一位老住户。这个地方快要拆掉了，很多人都有怨气，采访过程中我一直很尴尬。一位1949年以前就住在那里的老人草率地应付我说：“我知道你来写这个地方，就是想写新社会比旧社会好，现在比新社会还要好嘛”。当时我心里的感觉，和看这张表时很相近。好比吃了枚硬币，两面虽然分开咽下，但味道都差球不多。
　　手续办完后，我回到编辑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与同事聊了一会儿天，上了一会儿网。走出报社大楼，天已经黑了。我从发绿光的新华社重庆分社的大楼里走出来，最后一次到街对面去坐车。过去之前，我在技校旁边的沁园饼屋买了一个2块钱的奶油面包，又在隔壁小摊买了一盒1块5的天友酸奶。本来是想吃一个卤蛋的，可是没有摊子卖。
　　在车上，收到了叮当发过来的短信：刚在网上看到，盘古去台湾支持陈水扁了，并表示不怕回来。
　　记得以前我和叮当经常谈些与政治有关的事情，聊聊地下摇滚的反共标兵，被国安局盯住的反共健将，被网络警察盯住的反共论坛，抑或自由主义。现在看来，我们的大词用得过多，而忽略了很多细节，一些更加值得去生活，去写的琐碎细节。“源于生活的各种事件应该成为我的作品的素材”。“蜗牛爬过留下的晶莹的痕迹/玻璃破碎变成的闪光的碎屑”。（注三）
　　脏得不成样子的公交中巴车在上石门大桥之前猛地颠簸了一下，一句口号突然从我脑子里蹦了出来：牢记二二八，牢记六四；爱新水表，爱女朋友。
　　在车上，我发现装着稀屎的塑料袋还在上衣兜里，已经过了一夜。我偷偷地拿出来看了一下，还好，没有漏眼。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处理它的办法。
　　中巴车在沙坪坝转盘停住，我下了车，朝三峡广场的模拟大坝走去。三峡广场是敬爱的党为了子孙后代还有三峡欣赏专门修的纪念广场，不是政绩工程。东西南北各有一个小小的石碑，上面刻着李*鹏的题词。这里有个名人广场有点意思，马寅初、李四光、丰子恺、于右任、柳亚子、臧克家五人围一圈“扎金花”，筹码是用党的中国历史做成的瓷砖（反对日本人篡改教科书，隐瞒真相！）。马寅初有块筹码一顶三，因为上面刻着：1903年5月，邹容发表《革命军》。这堆人前面，张伯苓、夏衍、阳翰笙、胡庶华、徐悲鸿五人一边欣赏喷泉，一边讨论是不是要凑一桌麻将，四人麻将，轮换，换下的一人可以在旁“抓鸡”。这堆人后面，巴金和潘梓年商量，要不要叫郭沫若一起“斗地主”。郭沫若显然不愿意，心里想：你们去找照看英语角的冰心好了，她看起来闲得慌。
　　一走进三峡广场，我就想起一位在川美读书的巫山朋友曾告诉我，他们那里搬迁采用的是亲戚说服的办法：如果没有说通亲戚搬到新城去过幸福的生活，那你小样就准备下岗了。他还说了一些人民警察的坏话，我估计是谣言，就没有写出来。顺着联想下去，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巫山云雨》这部反共影片。我一直想写一篇分析这部电影的文章，但考虑到自己的诠释学和语言学功底不够扎实，写出来会缺乏术语，就放弃了。但该片的反共指向是很明显的，尤其是那个莫名其妙的强奸故事，太直白了，看来导演章明研究塔尔科夫斯基的同时是研究了其他俄罗斯人的。有人说这部影片已经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查，我估计是谣言。
　　模拟大坝在名人广场旁边，就在郭沫若的眼皮子底下，谁要是胆敢说三峡广场的坏话，就把他批臭。参观的人们可以站在桥上，目睹脚下的水形成瀑布直流而下，自我感觉就像见到了真的大坝泻洪一样。白天，桥上有照相和卖报的人，后者通常在近中午时这样叫卖：“5角钱两份，5角钱两份。”晚上，城市人走过这样的桥去步行街购物，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咖啡店喝咖啡。那天我到达模拟大坝的时候，差不多晚上11点过，几对男女正趴在护栏上看水。
　　我也学他们的样趴在护栏上。等了一会儿，确信没有人注意这边，我把塑料袋摸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把稀屎倒了出去。一瞬间，它们便被白沫卷走，成为了瀑布的一部分。从远方的商店里传来一阵歌声，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不久以后，法螺号对我说，有一天走在街上，突然被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击中，用手一摸，闻了闻，发现居然是屎。
　　这我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2004年2月底—3月初

参考文章3篇：
　　（注一）傅国涌：《风雨百年“苏报案”》，《书屋》2003年10月
　　（注二）孙曙：《是“见到的”还是编造的——评杨益言〈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书屋》2003年11月
　　（注三）卡尔维诺：《美国讲稿》第一讲（注四），译林出版社2001年
　　（注四）该讲稿中有些地方我没有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