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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 -

                                      

  主任走过来对我说:“以后有个专门针对你的规定,假如再一次发现你在文章中‘埋地雷’,将进行处罚。”
  微妙之处在于,他说这句话时满脸笑容(不是装出来的),而我呢,也嬉皮笑脸地回他:“我以为今天那句话没有什么……”
  “不是今天,我说的是以后。”他打断我,仍然笑着,然后转身进了办公室。他只需要说这么多。作为一名媒体油条,他知道最佳处理方式。放任我,他将受到牵连;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他也许会感到过意不去,更何况把下属变成敌人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微笑着命令,效果好极了。
  这是八月的最后一天。这天,我的句子“深懂一党之恶劣的英国作家奈保尔那部左看右看都像是在写中国的小说《河湾》”被主任删减成“英国作家奈保尔那部小说《河湾》”。我的空间越来越小,工作起来也会越来越困难,因为我全靠那些“地雷”才能保持工作的激情。它们是我的大麻与烈酒,是发动机。
  我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要用真正的大麻和烈酒来代替制造地雷的快感,我不知道以后是不是也要像许多人一样,抽烟,喝酒,醉到天亮。

  我想打个电话给女友,拿起听筒才意识到她上午已经飞去了深圳。一个电视剧组缺女一号,她朋友和导演很熟,叫她过去试镜。她这个朋友的二哥是个大款,想娶她,还保证将她父母接到深圳去享福。那天,她躺在我身边对我说这件事,语气平缓,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似的。
  “深圳全是白痴。”我说。我显然吃醋了。
  “我讨厌你骂我的朋友。”她转过身去,不理我。(对了,转身!我记起来了,我突然清楚地记起来了!女友的转身,与报社主任进办公室的转身味道一模一样。虽然一个站着一个躺着。
  (我知道迟早要失去她。今天我的女友,未来的演员。经常周*旋在那些动辄要送她几千块钱礼物的大款和动辄要与她结婚给她买房子的大款之间,不成为明星,也要成为有钱的黄脸婆。)
  “喂,我是你男朋友,你怎么不考虑我的感受?”
  她不回答,我摇她,她居然睡过去了。
  八月三十一号上午(也许我会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谁知道呢?),她穿上一件很漂亮的长裙出发了。嘴对嘴,她使劲亲了还躺在床上的我,说到了那边就给我电话。
  她说谎。在我想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还没有打过来。九个小时,来回深圳的时间也足够了。

  走出报社,我想要不要一个人去喝闷酒。江北有家酒吧,据说特别奢侈。它卖一种洋酒,不但贵,而且保证让情绪低落的人醉个半死。
  坐在出租车上,我问司机知不知道酒吧的位置。他反问我:“酒吧叫什么名字?”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那是喜欢发酒疯的作家经常去待的酒吧。”
  “作家?什么作家?”听得出来,司机故意装傻。
  “作家都不知道?作家就是会写点小说的人。”我不管他,还是一本正经。
  “哦,懂了。比如李白嘛。”这小子明显一副挖苦样。
  “作家惹你了吗?”我有些发火了,好像我也是作家一样。
  “没有。李白是写诗的。写散文的算作家吗?记者呢?”
  “记者?记者怎么能算作家?艺术你懂不懂?”我火了。
  “懂。”
  这个司机真有点莫名其妙,我告诉他:“作家要讲创造,虚构一个东西。知道吗?虚构。”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意思,我一张嘴,蹦出来的总是别人的观点。
  “作家信什么?”
  我一惊:这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在问吗?是不是见鬼了?
  “你……你说什么?”我要确信自己没有听错。
  “作家信什么?”他很快地重复了一次。
  “为什么这样问?”
  “你说作家讲虚构,那他信什么?我在外面信我这辆车,回家信我老婆,你信什么?”
  “我?我又不是作家。”
  “我知道你不是作家,我们不说作家,你信什么?”
  我信什么?我信什么关你这个出租车司机什么事?
  “当然不关我的事,我随便问问。”
  我想什么他也知道,我操。
  “不要随便骂人,不要随便惊慌,不要随便提作家两个字。这次只是给你一个教训。”
  他说完后,我吓出一身冷汗,立刻去找门把手,但不知怎么回事就是找不到。司机不紧不慢把手伸到我这一侧,轻轻一碰,车门便开了。于是,我像出租车上的一个无关紧要的零件脱落一般,“嗖”地一声飞了出去。

  在修路。压缩机已接连轰鸣了一个星期,瓢泼大雨仅光临了其中一天。每天一大早,工作时间远远超过八小时一天的民工便光着膀子干起来了。灰尘高高扬起,把路旁的一幢居民楼围得严严实实。九月一号早晨七点过,这些灰尘照例飘到四楼窗口,然后紧抓轰鸣的噪音,蜂拥进卧室。一个人睡在双人床上的我醒了。
  我揉了揉眼睛,坐起来。床头的墙上挂着日历,红笔在“1”上一圈,提醒我:新学期到了。
  洗漱完毕,到楼下的馆子吃了稀饭馒头,回来端坐在写字台前。
  第一节课是“小说写作”。我拿出教材,翻开第一页,让它笔直的立在桌面上。
  铃声响起,阿兰·罗伯—格里耶开始歌唱:
  萨特看到了这种说教性文学的危险,鼓吹一种道德文学,它只是声称,要通过提出我们时代的种种问题,来唤醒政治意识,但由于它赋予读者以自由,它或许会脱离宣传精神。经验证实,这依然是一种乌托邦:一旦人们关注于表达出某种东西(某种艺术之外的东西)的意义,文学就开始后退,开始消失。
  让我们为介入的定义赋予它可能有的惟一意义吧。对于作家,介入不是一种政治上的性质,它是对他自己语言的当今种种问题的彻底意识,是对它们极度重要性的坚信,是从内部解决它们的愿望。对他来说,这是继续做一个艺术家的惟一机会,同样,无疑,这也是通过晦涩而又遥远的道路,有朝一日服务于某种东西——或许就是革命——的惟一机会。


                 2004/9/初

- 作者: 李麻子 2004年09月5日, 星期日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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